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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毛主席著作,如何研究战争

来源:http://www.xastb.com 作者:金沙澳门官网手机版 时间:2019-11-27 04:16

毛泽东强调指出:“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

        动一子,满盘皆活。

  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不管是革命战争年代激烈形式的政治革命,还是和平发展年代温和形式的政治改革,都是为了解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由于所采用手段的不同,政治战略和策略就有明显区别。革命战争时期需要快速地划分敌我,从而对敌人进行无情破坏和残酷打击,最大的政治是批判性,而和平发展时期则要靠协商和法治达成妥协,最大的政治是建设性,即在既有资源的基础上兴利除弊,更多地关注政府效能,营造一种多方共赢的模式。革命战争时期,如果忽视阶级观念,会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平发展时期,如果仍固守阶级斗争理论,会犯“左”倾错误。

又如,还有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有的认为毛泽东明确讲到的是“计划之前的”,我何以能推及“战略决策”“战略制定”和“规划计划”之前呢?对此,我没敢苟且。我注意到,在我军,“战略规划”有两种释义:一种指“为达成一定战略目的而制定的中长期计划”。这就是说,在特定场合规划与计划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关系。另一种指“对军队建设发展全局进行筹划和安排的活动”,而“战略计划”指“为实现战略目的,对战略行动作出的预先安排”。同样说明二者并无本质上的区别。我还注意到“因而构成判断”这句话。什么“判断”?当然就是“战略判断”了。而从我军对于“战略判断”的释义看,它是“对战争或其他全局性的重大问题进行的分析判定。是进行战略决策、定下决心的前提和根据”。这就从另一侧面证实了我的推论。不仅如此,按照“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之法,我又注意到台湾地区学者陈劲甫、邱荣守在《净评估在美国战略规划之角色探讨》一文中甚至讲到:“战略规划是指发展与规划达成国家安全目标、军事目标所需相关战略及对有限国家资源的获得与分配的相关程序作为”。显然,他们更将“相关战略”作为“战略规划”的对象与内容了。因此,从活学活用的角度讲,我以为我对其中“计划”一词所作的“延展性理解”至少是说得过去的,并不多么生硬。

一、要研究不同定语的不同战争规律,目的是寻找适合自己指导战争的规律。

  [5]龚育之。“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口号的产生和发展[M]//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重要著作和思想形成始末。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我们再回到前面一段论述上。

做正确的事,把正确的事做正确。指挥员正确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决心来源于正确判断,正确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观察,和对于材料联贯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和必要侦察手段,将敌方情况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对比和相互关系,因而构成判断,下定决心,作出计划。这是指挥员做出战斗计划之前的认知过程。

  [4]Day R H.Physics and the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science:comments in memory of Ilya Prigogine[J].Discrete Dynamics in Nature and Society,2004,2004(1)。

比较美国净评估概念,我也注意到,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发布的《2030年中国军事和美日同盟战略评估报告》就认为:“净评估中更富特色的要素就是,它旨在成为一种‘净’评估,也就是说,是对彼此间处于相互作用状态的两个或更多相关方进行比较,不管这种相互作用是刻意的、策划好的,还是不经意的。”净评估“分析处于某个长期竞争或相互作用过程中的两个或更多的实体,在某一特定领域内相互作用的状况。”也就是说,净评估所强调的无外乎也是“知彼知己”,其关注焦点并不在某一方或另一方,而在于竞争者彼此间不断变化的相互作用。

学习难,使用验证更难。做好事情的方法就是充分了解各方面的情况、找到其中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在行动中。

  “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 [3]176考察战争形式,发现战争规律,必须从全局性意识出发,“照顾部队和兵团的组成问题,照顾两个战役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各个作战阶段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我方全部活动和敌方全部活动之间的关系问题”[3]176,即对战争这个大系统内的各个小系统进行通盘考虑,不断优化,为战争胜利的大局服务。

在主观愿望与客观实际相符合的问题上,他还进一步讲到:“军事的规律,和其他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在我们头脑中的反映,除了我们的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因此,学习和认识的对象,包括敌我两方面,这两方面都应该看成研究的对象,只有我们的头脑(思想)才是研究的主体。”类似这种关于敌我两方面的论述,在美国相关净评估文献资料中比较多见,如果我们不说明这是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摘录的原话,一些不细心的读者可能还真不知其出处。

另外认识分析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须不断的刹车检查,不断的验证修订,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这是改善学习必须具备的一个习惯。

  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红军的处境都比较艰难,在颠沛流离之中,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指挥了一场又一场伟大的战役,最终实现了他以战争消灭战争的愿望,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靠的是对中国革命战争全局和趋势的准确把握,靠的是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靠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成功结合。建国后,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出现失误,毛泽东要负很大的责任,但并不能仅仅归因于他本人的诗人气质和缺少科学素养,而应该从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出发进行历史的分析。

易评估:好的净评估是“能打仗、打胜仗”的方法

2、全局与局部辩证关系:

  出于制定革命斗争策略的需要,当时的社会经济调查主要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为了做到这点,毛泽东举例说:“我们调查农民成分时,不但要知道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这些以租佃关系区别的各种农民的数目有多少,我们尤其要知道富农,中农,贫农,这些以阶级区别阶层区别的各种农民的数目有多少。”[3]113他认为调查商人、调查各业之间的关系都必须用这种定量的方法,以求得出较符合实际的结论。

同业者说,行业战争规律;

  1936年毛泽东总结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教训和成功经验,写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下称《战略》)一书。全书4万多字,对战争规律、战争目的、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中国内战的主要形式、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的战略战术进行了系统阐述。虽然写此书时距离他写作哲学名篇《实践论》《矛盾论》还有半年多的时间,但书中所蕴含的军事和哲学思想已经非常丰富,尤其暗合了当代复杂性理论。虽然受当时各种条件所限制,毛泽东当时不可能明确地提出复杂性理论的一些方法论观点,但今天重读《战略》一书,可以发现毛泽东当时确实熟练运用了整体性原则、动态发展性原则、初值依赖性原则和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原则等等方式方法,暗合了当代复杂性理论的一些观点。本文将试着从复杂性理论视角对《战略》一书进行解读。

后来者,将毛泽东东所阐述的这一理论原理约减为“战略制定、战略实施、战略评估”闭环运行的三个环节;或者扩增为“战略判断、战略决策、战略筹划、战略实施、战略评估”闭环运行的五个环节。更有美国学者约翰·博伊德据此提出了决策周期论——“OODA”理论,认为“观察、判断、决策和行动”四个环节是一个相互关联、相互重叠的循环周期,构成了人类一切活动的基础,在战争中谁能更快地完成这一循环,并打乱敌人的循环,谁就能够赢得主动和胜利,这一理论竟被西方称作“现代孙子兵法”。

        积小胜为大胜;

  全局性思想也就是整体性思维模式,即把研究对象当成一个整体来看待,而不是仅仅考察其中的各个组成部分。当代复杂性理论认为,整体功能要大于各组成部分的简单相加。“因为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3]175在分析“左”倾观点对于“战略退却”的不理解时,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错误意识“来源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革命急躁病,同时也来源于农民小生产者的局部保守性。他们看问题仅从一局部出发,没有能力通观全局,不愿把今天的利益和明天的利益相联结,把部分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联结,捉住一局部一时间的东西死也不放。”[3]212正是从整体性或全局性视角出发,毛泽东概括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概括出了十年革命战争中的14条战略原则和经验教训,揭示出“在持久战中战胜敌人”的根本规律。由于胸中有全局意识,毛泽东不拘泥于死守一城一地,甚至连边区政府延安也能暂时撤出,最终拿一个延安城换取了一个全中国。除了对有形的军事工作作为重中之重来抓之外,为了最大限度地争取人民的支持,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毛泽东对无形的统一战线工作也非常重视,从而构筑起了全面的人民战争战略思想,体现了他重视全局性的系统整体性思维特点。

现在来看,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通篇讲到的理论无不与净评估密切相关,我们可以从众多角度和层次去比较和研究。我这里仅仅要说的是,其中一段精彩论断,最为集中地阐述了净评估的“名”与“实”。即:“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相关内容及内涵,在他后续发表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中还有更进一步的精辟阐释,并在《论持久战》中作了非常经典的运用。我少时也曾读过几遍,但并不了解其中之深意。比较研究之后突然发现,美国净评估不过是其“冰山一角”,美国人恰似以“半部《论语》治天下”。

为什么有人打胜仗多?比较好的解决主观与客观实际的相符性问题。也就是侦察、判断、决心和敌人以及其配置的实在情形不匹配。

  钱学森将这一过程描述为,“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其研究方法实际上是把大量零星分散的定性认识、点滴的知识,甚至群众的意见,都汇集成一个整体结构,达到定量的认识,是从不完整的定性到比较完整的定量,是定性到定量的飞跃。当然一个方面的问题经过这种研究,有了大量积累,又会再一次上升到整个方面的定性认识,达到更高层次的认识,形成又一次认识的飞跃。”[2]210毛泽东在分析中国革命战争这个复杂巨系统时,定性方法运用纯熟。比如,在书中,通过对中国国情的分析,毛泽东概括出中国革命战争的四个主要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发展的可能性和战胜其敌人的可能性,以及战争的持久性,当然也分析了可能失败的情况。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情况进行详细分析,这就从质的规定性上对中国国情、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发展等进行了总体性界定。有了这些理论支撑,中国革命战争也就有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时代决定了毛泽东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书斋里的学者,认识中国革命仅仅是第一步,更好地指导和推动中国革命向前发展才是目的。为了将理论上升到实践,毛泽东找到了最强有力的工具即“调查研究”,而这也是他终其一生不断强调的最重要的方法。粗略统计,仅已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一卷收录的文章或文件中,以调查研究为主题的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就有《寻乌调查》《<东塘等处调查>前言》《<兴国调查>前言》《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6篇,其他文章中对调查研究的强调更是数不胜数。

我注意到,他早在1930年发表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就讲到:“看事情必须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分析方法。”简言之,就是要从现象到本质。七年半之后,他在1937年发表的《实践论》一文中又讲到:“认识的过程,第一步,是开始接触外界事情,属于感觉的阶段。第二步,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来。”这就把它上升到了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高度。而在随后发表的《矛盾论》中,他又进一步讲到:“因为一切客观事物本来是互相联系的和具有内部规律的,人们不去如实地反映这些情况,而只是片面地或表面地去看它们,不认识事物的互相联系,不认识事物的内部规律,所以这种方法是主观主义的。”进而又讲到了主客观的一致性问题。

自己说,着眼于自身特点与着眼于自身发展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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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就是净评估的核心实质。我理解,研究 “双方的对比”,主要是作静态的比对,找出双方力量上(数、质量及结构等)的差异化或平衡与不对称。当然,双方的这种平衡与不对称也要在动态中考察。研究“相互的关系”,主要是作动态的衡量,着力分析双方行为模式(理论准则及运用等)的差异,研究双方相互作用的方法和形式、状态和趋势、以及可能的结果。二者加在一起,就是既作静态的比对、又作动态的衡量,既作定性的比较、又作定量的比较,既要比较差异、又要权衡差异可能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再看净评估,它无外乎也是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通过比较国家及其盟国与其潜在竞争对手在与军事平衡紧密相关的各领域的综合态势,对国家所处的安全环境进行全面性的、最终性的和描述性的分析评估,并在此基础上预测未来军事竞争的发展趋势,协助政府和军队高层拟定相应战略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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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杂性理论实际上是一种理论群,从20世纪60年代的耗散结构理论,到70年代的协同学、超循环理论、突变论、混沌学和分形学等一系列系统自组织理论,即复杂性科学,它囊括了所有运用复杂性意识和系统思维范式来考虑问题的理论形态,这种理论也仍然处于萌芽状态。“在研究复杂性的大军中,中国学界的队伍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其中尤以钱学森为核心的研究集体及其外围追随者著称,是谓复杂性研究中的中国学派。”[1]

简单说来,原则一“广域比较”,就是由此一领域到彼一领域,由局部到整体、由整体到局部;原则二“关注态势”,就是由此状态到彼状态、由过去到现在、由现在到未来、由已知到未知;原则三“结合场景”,就是由此条件到彼条件、由此结果到彼结果、由特殊到一般、由一般到特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原则四“确认效能”,就是由输出到输入、由短暂到长远、由此阶段到彼阶段、由此项目到彼项目、由此效能到彼效能;原则五“解析效率”,就是由此方式到彼方式、由此损益到彼损益、由此费用到彼费用;原则六“考察多方”,就是由现实对手到潜在对手、由此方到彼方、由自我到盟友、由我方到敌方、由敌人到敌人的敌人、由双边到多边、由此平衡到彼平衡;原则七“突出诊断”,就是由感性到理性、由现象到本质、由问题到机遇、由趋势到原因、由原因到原因背后的原因。

二、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问题:

  [2]钱学森。创建系统学[M].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

其实,只要研究马歇尔对军事力量评估的看法,就可以明确地觉察到,它正是基于对“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的理解,才提出相对军力(或战略能力)评估的“三个层次”划分,即:编成力或物质力;编组力或结构力;行动力或行为力。净评估就是要分析敌对双方的差异化与不对称性,研究各方的认知与行为模式,考察相互作用发生发展和可能结局。

如战争的规律、革命战争的规律、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自己好划分好范围圈。

  在《战略》一书成书前六年,毛泽东发表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开篇就断言“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强调对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的调查,要求共产党的领导者“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3]110.

我由此感到,怪不得马歇尔一而再地说,净评估是所有分析中综合程度最高的分析、最高层次的领悟呢!不仅如此,原来他还“添油加醋”,硬是把净评估的综合性丰满起来,说它包括描述军事力量、作战理论和实践、训练体制、后勤等方面,描述在各种环境中已知或假设的效果;设计行动过程,以及该过程对装备损耗和性能的影响;采购活动及其对成本与装备交付时间的影响,云云。

三:重要的障碍是善于学习,目的是通过实践,反复验证,改善我们的认知。

  三、动态发展性原则:“战争规律是发展的”

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阐述的战略方法是“能打仗、打胜仗”的方法

          将军赶路,不抓小兔;

  然而,如上图所示,中国革命战争各系统之间在内涵和外延上存在着复杂的交集,当时的革命队伍中,一些人在分析研究战争系统时存在着三种意见:

在学习和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著作时,我注意到,毛泽东反复多次地提到“打胜仗”的方法问题,这些方法都为他在此前和此后的实践所证明,即使80多年之后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仍然是正确和适用的。从净评估的角度来重新开发和应用这些方法,就我境内来看,目前还处于初步阶段。非常惭愧的是,个人水平所限,只能举证几个事例与谈点粗浅的体会,难免挂一漏万抑或错谬百出。

成功者说,一般战争规律;

  复杂性理论认为,战争过程也可以看成是由一个平衡结构向另一个平衡结构发展的过程。隶属于复杂性理论的耗散结构理论有个观点,在非平衡系统的发展过程中,结构转换是不可避免的,但转换的分叉点或关节点是随机的、偶然的和不确定的,一旦系统在某个分叉点做出了选择,随后的发展便对这个分叉点的选择极其依赖,被称为初值依赖性原则。

对此,台湾地区有学者基于两岸关系与“政治正确”考虑,亦不便直接引用毛泽东“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原话,遂无可奈何地从《四库全书》中搬出“去芜存菁”一词来替代,“意即将一个复杂的命题,透过机会、威胁、优势、弱势的分析评估后,所提炼出来的一个核心的关键因素与具体结论。”仅就“净”字而言,应该说大意还是不错的。但是联系整个净评估概念来看,着实差的太远了。至于有的学者借以“举要删芜”来替代,那就差得更远了。

          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复杂性理论兴起于20世纪中后期,它要求人们在思考问题时,尽量避免简单地将复杂事物分成各个部分进行孤立的还原论范式研究,而应尽可能采取整体性思维,充分考虑事物的整体与部分以及各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充分考虑到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等多种情况,体现出明显的非线性思维、整体性思维、关系思维和过程思维等特点。

我还注意到,有据可查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最早(1951年8月31日)组织的净评估活动,就是要评估苏联打击美国本土的“净能力”,其最早(1953年1月31日)的专职净评估机构——特别评价(1955年后改称净评价)子委员会的使命,就是一年一度地评估苏联对美国核袭击可能造成的“净影响”(或影响的净结果)。

1、为什么要研究全局,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研究全局战略指导规律,是战略学任务,研究局部指导规律,是战役学和战术学的任务。

  中国古语里有个俗语“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西方则形象地称为“蝴蝶效应”,指的是在一个动力系统中,任何初始条件下微小的变化都有可能引起整个系统长期而巨大的连锁反应。作为一种混沌现象,初值条件依赖现象表明,事物发展的结果,对初始条件具有极为敏感的依赖性,初始条件的极小偏差,将会引起结果的极大差异。因此,“在人类经验中表现出的反复无常似乎是普遍的:预测人类的未来活动,比解释那些已经发生过的现象困难得多”,同时启示人们,要努力在事物发展过程中不放过任何一个“暗示”“预感”或“直觉”等隐藏的条件,当 然,寻 找 和 把 握 住 这 些 条 件 是 “最 困 难的”[4].

全面地说,这些原则就是美国人基于对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以及《实践论》和《矛盾论》等光辉著作的学习理解,并结合现代技术发展,从中抽取出来的几条规则。这种做法虽然限缩了原著的思想内涵,但是它通过某种意义和程度上的结构(框架)化、指标化、规范化和美国化(通俗化)等工程化处理,也使得美国一般的评估者能够更容易理解、把握和运用。应该说,经过七十多年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美国人已经成功地把它融入到西方国家安全和军事的话语体系,或者说据此建成了一套共同的战略语言。

  “战争是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阶级和阶级、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互相斗争的最高形式……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3]182即战争的决定因素是双方的各种条件综合实力等的对比,取决于战争双方指挥员主观认识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客观实际的问题。

前面我们谈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就是净评估之“名”与“实”,在这里,毛泽东又明确强调了此前这个“净评估过程”是制定决策与规划计划的必经过程。“……因而构成判断”就相当于“通过此前的过程得出评估结论”,以为“定下决心,作出计划”奠定基础。显然,其意思是说这个过程是战略决策及规划计划的工具,其结论就是战略决策及规划计划的依据。

  第一种意见认为“只需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就得了”;第二种意见认为“只要研究俄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就得了”;第三种意见则表示“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的北伐战争的经验是最好的……应该学北伐战争长驱直进和夺取大城市”.毛泽东对此一一进行了驳斥,提出“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要求“我们研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的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3]173,“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3]173-174.

5.毛泽东认为净评估贯穿于战略设计与实施的全过程。紧接着上面的论述,他又明确讲到:“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当执行某一计划时,从开始执行起,到战局终结止,这是又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即实行的过程。”什么意思呢?我理解,其意思是在战略制定与规划计划及实施的全过程都要进行评估。对此,我在一些场合借助“战略评估——对战略的制定或实施效果进行的综合评价和估量”这个概念,多次谈到战略实施(规划计划实施)过程中的评估问题,认为绝不能把“实施效果”等同于“实施进展”。因为,实施效果讲的是“降低威胁的程度”,实施进展讲的则是“已完成工作的数质量”,二者不能混为一谈。但是无奈人微言轻,并没有引起有关人员的重视和改变。万不得已,今天我也借此机会再诉说一回。

  四、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原则:“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9.能打胜仗的方法或前提在于摸熟了敌我和其他的条件。军队以“能打仗、打胜仗”为强军目标,然而如何做到“能打胜仗”呢?现在来看,相关的研究成果已经很多了。但是有些讨论貌似高深莫测,其实根本不得要领。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早已讲到:“经验多的军人,假使他是虚心学习的,他摸熟了自己的部队(指挥员、战斗员、武器、给养等等及其总体)的脾气,又摸熟了敌人的部队(指挥员、战斗员、武器、给养等等及其总体)的脾气,摸熟了一切和战争有关的其他的条件如政治、经济、地理、气候等等,这样的军人指导战争或作战,就比较地有把握,比较地能打胜仗。这是在长时间内认识了敌我双方的情况,找出了行动的规律,解决了主观和客观的矛盾的结果。”

  战争问题异常复杂,但也并不是没有规律可循,其中一个方法就是从整体上对战争进行把握,善于抓住决定战争全局的问题,毛泽东堪称这方面的战略策略大师。钱学森评价说:“毛泽东思想的核心部分就是从整体上来认识问题,把握它的要害。”[2]184在《战略》一书中,毛泽东写道:“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世界可以是战争的一个全局,一国可以是战争的全局,一个独立的游击区、一个大的独立的作战方面,也可以是战争的一个全局。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3]175在这里,毛泽东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说从大到世界小到一次战斗,都适用全局性思维,而全局性思维关注的有横向的各不同方面情况和纵向的各时间段情况。他认为:“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学的任务。研究带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役学和战术学的任务。”[3]175毛泽东多次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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