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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经典,历史学家必须冷静

来源:http://www.xastb.com 作者:金沙澳门官网手机版 时间:2019-08-15 0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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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布洛赫写作《国王神迹》的目的,是通过一个长期存在而不被人重视的现象,即国王以手触摸为瘰疬病患者治病,以此来研究广义的欧洲政治史。布洛赫没有像传统史学那样去研究王权制度下行政、司法与经济体系的运作,而是研究长期存在的国王为人治病习俗,普通民众怀有的“国王具有神奇医治力量”的信仰,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过程。另外,宫廷账簿、公文资料、叙事文学、政治学理论著作、小册子、教堂人口登记簿、医学与神学论文、宗教祈祷文、诗文、法律诉讼文件、信件、钱币、遗嘱等,甚至连游戏纸牌、酒肆小店中村夫野老的对话,都成为了历史研究的材料。《国王神迹》译者、清华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张绪山表示,“国王神迹”是把国王的神圣性纳入到宗教伦理之后展现的行为。

本辑《法国汉学》重点关注的是"国家科学"(the science of State),或者说是18-19世纪德国所谓的"国民经济学"(Kameral-Wissenschaften)。正如目录所示,本辑主要聚焦于近代欧洲和中华帝国晚期的法律和司法,以及当时国家法律知识与实践领域的演进发展。

  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法国著名汉学家,1944年生于法国东部城市格莱,19881991年任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研究主任,1991年至今在法兰西学院任教,执掌中国现代史教席。在40余年的汉学研究生涯中,魏丕信著作甚丰,其中,最为中国读者所熟知的当属他的博士论文《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成书于1980年,2003年译成中文出版)。此外,魏丕信还出版了4部专著,发表重要学术论文数十篇。魏丕信最近的著作是与法学家德勒马斯-马蒂(Delmas-Marty)女士合编的《中国与民主》一书,该书于2007年由巴黎费雅出版社出版。目前,他正在酝酿新作《中国帝制时期的官箴书选集》。

关键词:研究;国王神迹;仪式;著作;法国;年鉴;马克·布洛赫;教授;勋章;习俗

本处汇集的11篇论文,主要来源于2012-2013年度法国远东学院北京中心举办的"历史·考古·社会"系列学术讲座。该系列讲座始于1997年,上一年度主要针对15-20世纪近代欧洲和中国的国家行政、法律等方面问题进行了若干场讨论。其余5篇,则选自2013年6月在日内瓦大学召开的国际讨论会上与会者提交的论文。围绕该会主题,这几篇文章探讨了欧洲、中国和日本在前现代时期刑事司法审判中的刑讯问题。


作者简介:

作为本书编者,我们想在此介绍近年在法律和国家行政管理研究领域一些最新成果,并借此反映欧亚大陆从前现代到现代治理模式的发荣成熟。这些文章的作者,有的是久负盛名的学术前辈,有的是锋芒初露的青年才俊。他们的研究作品,以空前的广度和深度讨论了诸如地方行政管理技巧、社团组织与司法机关和公平正义的关联、行政和法律知识概念的演进、历史文献中的司法实态,以及当时就此引发的争论等多方面问题。通过多姿多彩的视角,作者和编者想郑重强调:悠久的历史编纂传统业已表明,东亚和欧洲都曾花费百余年时间,来细致勾勒现代国家的制度样式和行政实践,并引发了深刻的制度变革和制度转型。过去数十年间的史学研究,已经为我们打开了丰富而令人兴奋的新视野。

  《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一书使魏丕信为中国的史学研究者所熟知,近期,笔者在法兰西学院聆听了魏丕信教授的中国现代史课程,并对他进行了专访。他以历史学家所独有的冷静和睿智,传递出对中国封建王朝晚期官僚制度的独到见解,表达了他对法国汉学研究的关注,并从历史的视角评析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该书作者马克·布洛赫是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生前出版的著作包括《国王神迹》和《封建社会》等。布洛赫一生曾两次投身行伍: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因作战勇敢获得多枚勋章;1939年再度投笔从戎,为法国的独立而战。1940年,法国投降后,毅然参加抵抗运动。1944年6月16日,被枪杀于里昂城郊。

本辑各位作者对于史料的倾情关注,对于问题的深入探索,以及他们重建研究对象的方法,皆相当审慎。这不仅切合本辑设定的主旨,更使这些文章之间能够保持和谐,冶为一炉。对于近年持续升温的一些热点问题(尤其在中国史学领域),本书中自然也有所体现。但是,针对这些问题,作者们绝不愿意蹈袭故辙,相反,或引入新的研究材料,或采用新的研究方法,以展开他们的思考和讨论。

  从语言兴趣转向历史研究

  布洛赫写作《国王神迹》的目的,是通过一个长期存在而不被人重视的现象,即国王以手触摸为瘰疬病患者治病,以此来研究广义的欧洲政治史。布洛赫没有像传统史学那样去研究王权制度下行政、司法与经济体系的运作,而是研究长期存在的国王为人治病习俗,普通民众怀有的“国王具有神奇医治力量”的信仰,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过程。通过研究一种存在长达8个世纪之久的“神圣化”的王权治病仪式,以及与这种仪式密切关联的一种集体心态或信仰体系,展现前现代王权对民众思想与精神实施控制的运作机制。布洛赫认为,这一动态过程的演变反映了自古以来人们相信“王权”神秘力量的“集体意识”。

为了系统呈现这些风格和内容各异的论文,我们试图寻求他们之间的内在关联,最终将它们分成三组。尽管这种分组并非是唯一方案,也可能不是最佳的分组方案。

  陈晓径:您是著名的汉学家,47岁就从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进入法兰西学院执教,在汉学领域取得了众所周知的成就。您当初为什么会选择汉学,尤其是选择研究清朝历史?并请简要介绍一下您的治学经历。

  在书中,作者清楚而有力地证明:王权的超自然性是与一系列仪式相联系的,其中最重要的有涂油礼、圣餐礼、戒指圣经礼等,这些仪式本身具有神秘感与神圣性。与这些仪式之间的固定联系,赋予国王触摸治疗活动以神圣性与神秘感。正是在这些合法的神圣仪式的联系中,王权的神圣性建立起来,王权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也建立起来。

在我们看来,第一组的6篇论文共同于关注国家的行政和司法、法律和法律语词的实际运用。前两篇论文,将我们带回到近代欧洲,特别是那时的法国。席蒙娜·塞罗蒂(Simona Cerutti)女士在她的文章中,着重探讨了近代欧洲--尤其是萨瓦公爵时代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即"外来者"的身份含义及其法律地位。塞罗蒂强调指出,以往的历史研究和历史叙述对她所运用的研究方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她将法律或司法分类作为讨论的重点,通过仔细研究中央和地方档案中这一词语的使用情况,重建了étranger的多重事实含义。塞罗蒂借此告诉我们,当下对于这一词语的分类和理解,与往昔存在极大分歧。今天我们认为,"外来者"是某个来自不同地方--通常是较远地方的人,但那时的人们和机构则将其视为在某个特定地方失去其强烈的社会完整性,因而丧失相应法律保护的人。罗伯特·狄赛孟(Robert Descimon)则指出,在16至18世纪晚期的法国君主政体下,官职捐纳在构建现代官僚体系过程中具有重要影响。尽管这种观点似曾相识,但是狄赛孟通过解读大量的机关文献,分析一系列特定的政府机关,勾勒出一个历时漫长的演进过程,从而为这个题目增添不少新意。狄赛孟并没有将官职捐纳简单定义为贪污腐败,而是令人信服地论证道:官职捐纳在法国君主政治的背景下,实际上相当于针对国家机关的一种信用形式。这种观点与大致同一时期中华帝国的捐纳制度,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魏丕信:关于我对汉学的选择,当初并没有下定很大决心,只是想选一个冷门的专业。我从古典文化起步,修习了拉丁文、希腊文,同时也在巴黎学习汉语并产生一定兴趣,而且不久之后就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找到研究汉学的机会。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李猛认为,在历史研究中,最关心的是权力斗争凝结,然后慢慢产生影响,转变成为像惯例习俗一样的制度,这给历史学和社会学理论概念分析提供了特别大的洞见。布洛赫在书中所提供的有启发性的论述展示了这种制度的变迁和长期演进是怎么完成的。

邱澎生的论文主要探讨十八世纪苏州的商业诉讼,再一次典型体现了史料与理论之间卓有成效的交互影响。作者的主旨在于揭示商业活动和制度建构之间的关联。针对这一古老的经济史问题,作者指出:明清时代的中国,一方面,政府主导的法律创制相对缺乏效果,另一方面,商人、商业等因素却对于相关法律创制具有深刻影响。作者采用的核心材料,并非传统意义上"主流"或官方的法律史料。他尝试在上述两种效果之间探寻一种相对平衡,认为这集中反映了帝制中国晚期在商业和经济法制方面的法律多元特征。

  当时还是20世纪60年代初,汉学远远没有现在那么热门,研究起来很困难;全法国仅有一所学校可以学习汉语,那就是巴黎东方语言学院(即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INALCO的前身)。在汉语课程开设的首年,仅有60人选修了这方面的课程,而现在该校一年级中文系的学生已达1200人之多。真是今非昔比!我在那里学习了3年。当然,学习中文是没有止境的,除了正规的课程训练之外,我还花了大量的时间自学。

  《国王神迹》中,作者扩展了历史研究的内涵,将貌似荒诞的主题纳入历史研究的范围;扩大了历史研究使用的材料,将以往拒之门外的材料变成了活生生的史料,其中肖像材料(包括绘画作品)的利用占有相当大的分量。另外,宫廷账簿、公文资料、叙事文学、政治学理论著作、小册子、教堂人口登记簿、医学与神学论文、宗教祈祷文、诗文、法律诉讼文件、信件、钱币、遗嘱等,甚至连游戏纸牌、酒肆小店中村夫野老的对话,都成为了历史研究的材料。将历史研究利用的资料扩展到如此广泛的范围,这在传统史学研究中是不多见的。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黄春高表示,《国王神迹》是一本很特别的历史书,是一本非传统的政治史。

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则基于一种特定类型的法律文献--清代地方官员的判牍汇编,再度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深刻的考察结果。他着重强调,我们现今可能归入"民事",当时却被称作"细事"的案件,其司法程序具有高度的灵活性。从法律规范的角度来看,在帝制中国晚期的法律传统下,这绝不是处理所谓民事法律的问题。作者将目光投向现实的司法实践,指出:至少在十九世纪,清代地方官员在他们处理此类案件时,远远不受成文法律的束缚。每当发生民事诉讼,他们更多是发挥居间调停的作用,尽量为涉讼之人寻求合适的解决方案,而不必严格按照成文法律进行裁判。这对我们重新认识帝制中国时代"法律"的真正含义很有启发。

  后来,我转向中国历史研究;并结识了索邦大学的谢和耐(Jacques Gernet)教授,还听过他的课,正是他把我引向清朝历史研究。我知道自己对古代历史不太感兴趣,曾经想研究汉语语言,但后来发现兴趣不大,最终选择了清代历史研究。

  《国王神迹》译者、清华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张绪山表示,“国王神迹”是把国王的神圣性纳入到宗教伦理之后展现的行为,其实,在古代中国也存在同样的现象。清华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黄振萍也认为,传统中国除了同样的神圣性之外,还有着迥异于中世纪西方的权力结构和社会心理,如果以布洛赫的方式对传统中国进行研究,应该会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结果。

张小也的文章在中华帝国晚期的背景下,不仅对"法律资料"的性质进行类比分析,更围绕湖北渔户间特定的"湖分"案件,讨论了一项聚讼多年的财产权利问题。她与邱澎生有些类似,特别强调非常见史料的重要性,认为通过这些史料,可以更好地理解渔权认定的社会背景。文章显示,某些地方官员在裁判讼争时,会将这些并不常见且非官方的材料纳入考察范围,再次说明了传统中国司法在此类民事诉讼中,对于证据处理具有很大的灵活性。

  学业结束后,我很快在高等研究实践学院(即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前身)担任助教,与比我年长的同事米歇尔卡迪埃(Michel Cartier)一起开展中国人口史研究。这一项目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在浩如烟海的地方志中寻找资料。巴黎关于这方面的地方志资料非常丰富,是整个欧洲最全的。20世纪70年代初,我曾到日本东京做过一段时间的研究,最终发现中国封建王朝晚期的官僚制度是自己的研究兴趣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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